世卿世禄制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。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，世世代代、父死子继，连任卿这样的高官。禄是官吏所得的享受财物。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、父死子继，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，世袭卿位和禄田的制度在古代曾十分盛行。

　　历史推论

　　西周时代早已有“世卿制度的存在”?

　　商代的官吏是否实行世卿世禄制，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，还无法作具体的阐述，至于西周时代的官吏制度，一部分学者认为，肯定是实行世卿世禄的。郭沫若主编的《中国史稿》在论述西周政治制度时说：“各种各样的官吏，大都是世袭的，世代享有特殊的、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。”杨宽著的《战国史》在论及西周的官吏情况时也说：“在周王国和各诸侯国里，世袭的卿大夫便按照声望和资历来担任官职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，这就是世卿、世禄制度。”根据史书的记载，西周的开国元勋、周武王的胞弟、周成王的叔父周公旦，其长子封在鲁国，“次子留相王室，代为周公”(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·索隐》);同样有卓著功勋的召公?#93;(shì)，其长子封在燕国，“而次子留周室，代为召公”(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·索隐》)。西周宣王时，又有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，他们显然都是周公旦、召公?#93;的后代。赵光贤著的《周代社会辨析》认为，这些事例证明西周时代早已有“世卿制度的存在”。

　　另有不同意世卿世禄制推行于西周者

　　另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世卿世禄制推行于西周时代的说法。他们认为，《尚书。立政篇》载有周公阐述的西周时代的选官方针。在这篇文献中，周公一再强调：“自今后王立政”，要“俊(进)有德”，选拔“成德之彦”，择用“吉士”、“常人”，也就是选用有德有才的贤人，而不搞世卿世禄制。

　　世卿世禄制开始出现于春秋中后期

　　再从西周所任公卿大官的实际情况看，周公、召公自康王以后，仅见于厉王、宣王之际，其它昭、穆、恭、懿、孝、夷、幽七朝，都未见有周、召在王室任职的事。又如周初毕公高曾辅佐武王伐纣，在成王、康王时都为三公，但“其后绝封，为庶人”(《史记·魏世家》)，也并没有世袭卿官。周宣王时，曾大批“进用贤良，樊仲山父、……张仲之属，并为卿佐”(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十五引《帝王世纪》)。这些卿士也都不能世袭任职。《新唐书。宰相世系表》说：“周宣王时有卿士张仲，其后裔事晋为大夫。”可知张仲后裔因在王室不能世袭而跑到晋国去了。其实，古人早已说过：“世卿，非礼也”(《公羊传·隐公三年》)，它不符合周札的规定。汉代何休进一步解释说：按照周礼，“公、卿、大夫、士皆选贤而用之。卿大夫任重职大，不当世(袭)”。在这些学者看来，世卿世禄制开始出现于春秋中后期。据历史记载，春秋初年鲁国的大夫羽父想用“杀桓公”的手段来付好隐公，“以求大宰”(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)。“大宰”即执政之卿。可知在当时，鲁国的执政之卿还没有世袭，大夫都可以求取。到僖公时，季氏困立君有功而命为上卿，受赐费邑及汶阳之田，季氏的势力就逐渐壮大，以致季氏与盂孙、叔孙三卿“三分公室”、“四分公室”，完全控制了鲁国的郊地和军赋。自宣公至哀公六代，季氏世世为鲁上卿，专鲁国之政。晋国在春秋中期的晋文公时，仍由国君选卿，卿死后又确定其它人选继任，还未形成世袭(见《国语·晋语四》)。

　　各有各的证据

　　但此后，晋国的六卿，特别是赵氏、魏氏等，逐渐壮大。“赵名晋卿，实专晋权，奉邑侔于诸侯”(《史记·赵世家》)。自赵盾至赵无恤(襄子)六代人父子世袭，为晋正卿。齐国世卿制的出现虽较鲁、晋两国为早，在春秋初年的齐桓公时，高、国二氏就各控制了一军人马，实力雄厚，成为世卿(见《国语·齐语》)。但到春秋后期，田氏的势力却后来居上。至田乞联合诸大夫击败高、国，杀其君晏孺子;其子田恒又杀其君简公而立平公。于是，田氏就“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，自为封邑，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”(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)。自田乞以后至田和篡齐，田氏就世世执掌齐国政柄，国君形同虚设。可见世卿世禄制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势力不断壮大，逐渐控制政权而形成的。不过，上述论断也难以使人信服。有人提出，在西周铜器铭文中，有很多官职都是世袭的。如1974年在陕西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师鼎等器，它们的主人一家四代父死子继，世袭“师”官职。1976年陕西扶风县白家庄出土的微史家族铜器群，这一家族的六代人从西周初年开始，一直是父死子继，世袭“作册”史官之职。有人认为，《尚书·商书·盘庚篇》中说的“图任旧人”、“世选尔劳”，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篇》中说的“凡周之士，不(丕)显亦世“，都是当时贵族世袭大官的明证。

　　无法决断

　　总之，世卿世禄制是商周时代早已法定实行的，还是春秋中后期由于卿大夫的专权才形成的，双方各有各的论据。

　　废除

　　世卿世禄制的废除是商鞅变法的时候。《史记》记载，秦国规定“宗室非有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。明尊卑爵秩等级，各以差次名田宅，臣妾衣服以家次。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”。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分之高低。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，因而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。《史记》记载：“商君相秦十年，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”。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，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，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，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。